“如果部分政府引导基金和社会资金可能存在不合规的内容(例如‘明股实债’即存在着隐形的刚性兑付约束)，当金融市场收紧持续相当时间，与基金退出期叠加可能引发基金合作方的纠纷，甚至兑付困难，金融风险向市场循环反向传染。”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公司资产管理部高级总监田晓林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专访时表示。

　　中国经济时报：近年来政府性引导基金推动政府产业发展中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您觉得防范金融风险的大趋势下，政府引导基金是否存在风险隐忧？

　　田晓林：政府引导性基金与社会资金具有紧密的合作关系。政府资金发挥政策和项目前期引导作用，撬动后续大部分的社会和金融资金，本身有一定的资金杠杆比例。金融机构配置的大部分资金最终来源于居民储蓄，政府引导基金与金融市场联系紧密，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金融市场的一员。政府项目、引导基金需要配套金融资源，反过来金融市场扩张和收缩性波动，也会对政府引导基金的稳定健康发展起到明显的反作用力，特别是从金融周期和风险管理的角度，如果部分政府引导基金和社会资金可能存在不合规的内容(例如“明股实债”即存在着隐形的刚性兑付约束)，当金融市场收紧持续相当时间，与基金退出期叠加可能引发基金合作方的纠纷，甚至兑付困难，金融风险向市场循环反向传染。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寻求短期高回报的不稳定资金，这些资金估计也有部分变相以资管形式进入了政府引导合作基金，随着部分基金进入退出期和加大业绩考核力度，以及加强金融监管，其经营波动性需要引起重视。从近年来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一定迹象。例如，政府基金发展最快的2014-2017年这几年，基金的年度实际到位资金规模与目标规模之比，分别为62.5%、41.7%、47.2%和16.6%。这个数据总体呈下降趋势，2017年数据下降尤其明显，反映出了资金市场的波动性。

　　中国经济时报：政策面上，您觉得金融形势和地方财政会有怎样的趋势？

　　田晓林：政府引导基金总体上可以理解为财政工具的延伸。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各地区经济实力和禀赋差异巨大，在财政金融管理方面既有统一性又有特殊性。中央主要从宏观总体提出原则指导，地方主要从结合本地区自身实际情况方面，制定和执行具体操作措施。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人民银行等机构联合出台相关监管规定，基本上厘清地方政府融资与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的业务关系界面，形成了“防范金融风险”的政府财经框架结构，将有力地促进这一攻坚战的实施。

　　中央对金融风险的重视和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一是201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未来三年的经济工作定了基调，这在以前是不常见的，表明中央对未来几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预判。二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了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虽然我国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较高，尚有较大下调余地，但是这是为应付将来可能出现的最艰难的时刻的。从第一季度经济数据看，我国经济活力依然较强，经济增速和结构转型处于合理的预期范围。完全有能力稳定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发挥市场力量，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内生经济增长和创新增长。未来如果不发生重大外部经济金融环境恶化，并无刺激和宽松必要。三是主管财经的国务院领导在赴美谈判前的相关会议上指出：“做生意是要有本钱的，借钱是要还的，投资是要承担风险的。”再次向市场及机构传递对金融经济运行中的宏观管理态度，表达了中央对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局部波动或阵痛的政策定力。

　　中国经济时报：地方基金和财政管理未来应注意哪些方面？

　　田晓林：全球金融形势的变化与前几年发生了重大逆转，最近我们看到，包括阿根廷、土耳其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剧烈贬值，以及意大利债务问题暴露，主要原因是美元利率上升之后，一些高债务经济体承担的债务压力增大。全球金融形势转变，也推高了国内资金成本，据最近有关学者研究，我国一季度社会融资(企业)的平均成本已经达到7.6%，国际国内因素叠加，各经济实体包括地方财政都要从防风险角度，制定适当策略，稳健经营。

　　从地方政府国有资本经营角度看，地方引导基金、PPP、融资平台等方式以及地方政府吸引企业投资和项目落地，属于“负债”科目，大部分类似财务报表中的流量性科目，这类项目的主要功能是维持财政运行现金流。从长远看，还需要挖掘财政内生潜力，在宏观经济金融环境约束下，地方政府还需要从“资产”运用，从体制机制改革入手，提高本地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水平，进一步挖掘潜力，优化国资布局，盘活存量资源，有进有退，处置僵尸企业，引进社会战投资金，提升地方国资整体“造血”能力，为化解地方财政风险提供支撑。

　　从政府债务特别是地方债务角度看，当前债务增速出现了放缓的局面，但是由于债务基数大，大部分地方财政收支结构性矛盾尚无明显好转，因此对地方债务风险管理不能松懈，还需要继续加强财政自我约束。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中国去杠杆进程报告》，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余额约30万亿元，约占GDP的40%。这些平台体量大，承担了基础设施投资及公益类建设等收益率低、回收期长的项目，短期内还需要对平台企业的持续补贴。此外，专项建设基金、政府购买服务和PPP项目等形式形成的隐性负债也需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