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产结构的调整

　　从资产结构来看，得益于全国性大型银行在经营范围和业务资质方面的优势以及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大型银行较早着手资产端业务配置。近年来，在强监管背景下，大型银行所面临的资产结构调整压力不大，资产端结构基本保持稳定，贷款占比维持在57％左右；同业资产及投资资产等非信贷类资产之间配比有所调整，但占比基本保持稳定（见图1）。各类资产均保持稳步增长，总资产平均增速在11％左右。

　　而相比之下，由于中小银行在经营范围和业务资质方面的限制，资产端业务的发展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相关监管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其资产结构需要结合所处区域经济特点进行调整。具体来看，中小银行资产端结构调整驱动因素可分为两大类：贷款（净利差）驱动和扩表驱动。

　　贷款（净利差）驱动即由于宏观环境、区域经济发展或者监管政策等因素导致信贷业务发展受阻，加之利率市场化、同业竞争加剧造成利差收窄，致使传统存贷款业务利息净收入增长乏力。为应对净利差收窄给利润带来的冲击，部分中小银行被动地选择发展收益水平较高的投资业务。贷款（净利差）驱动在经营区域经济结构较为单一的中小银行体现较为明显，尤其是在以“两高一剩”为支柱产业以及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如以煤炭为支柱产业的山西省、以机械和化工等为支柱产业的山东省、以能源工业为支柱产业的贵州省等。由于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受到限制，区域经济结构对其影响较为显著，因贷款（净利差）驱动而转向发展投资业务的动力最大，其投资业务对利润的贡献度较高。

　　扩表驱动型主要是针对部分净利差收窄不是特别明显的中小银行，但区域性贷款投放限制导致该类银行资产规模增长空间受限，因此在跨区域设点难度大的形势下，部分中小银行主动发展投资业务来快速扩大资产规模，从形式上突破地域限制。扩表驱动型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城商行体现较为明显。但从实际来看，贷款（净利差）驱动是中小银行资产端结构调整的核心因素，扩表驱动往往是由贷款（净利差）驱动衍生而来的中小银行资产结构调整的辅助因素。

　　2017年之前，在贷款（净利差）驱动或扩表驱动作用下，中小银行资产规模增速快于大型银行，而中小银行资产规模的增长主要依靠于投资业务的开展，因此，总资产和投资资产的增长在趋势上具有一定的同步性。从资产结构来看，中小银行贷款及同业资产占比有所下降，投资资产占比有所上升。自2017年以来，随着金融市场业务监管的加强（如资管新规、流动性新规、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等），中小银行负债端同业负债业务和资产端投资业务发展均受到限制，中小银行面临被动调整资产结构压力，投资资产增速放缓，投资资产占比也相应收缩，而在同业业务整顿、资管新规等一系列监管政策以及银行回归本源的趋势下，中小银行资产从“表外”回流“表内”，从“非标”“同业”等非信贷类资产回流到信贷类资产，导致同业资产占比呈下降趋势，贷款占比有所上升（见图2和图3）。

　　资产结构的调整在中小银行内部存在分化，尤其是农商行和城商行之间。具体来看，城商行由于在业务资质、监管和风险管理方面的比较优势，资产结构调整方面均先于农商行，且城商行的调整力度明显大于农商行。农商行作为跟随者，在资产结构调整上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其背后原因主要包括：一是作为农信系统中的农信社，农商行普遍改制较晚，在金融市场业务资质及风险管理方面均有先天不足，因此其金融市场业务整体起步较晚，如广西、云南、贵州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商行；二是省联社和当地银监在农商行资金运用上控制较为严格，金融市场业务发展受限；三是农商行承担部分政策性任务，如支农支小贷款投放，一定程度上使得其可用于发展投资业务的富余资金规模有限。从资产结构变动趋势来看，农商行由于金融市场业务起步相对较晚，因此其贷款在总资产中的占比相较于城商行来说较高，且一般高于投资资产占比，而城商行则相反。可以看出，重点发展投资业务对城商行贷款挤出效应更为明显。

　　除以上差异化外，农商行和城商行在大类资产结构调整上具有一定相似性。在银行回归本源的趋势下，城商行及农商行投资资产均有所压缩，贷款占比均有所提高。此外，城商行及农商行通过配置部分流动性较好的利率债和同业存单等投资资产替代同业资产满足自身流动性需求的同时，增加收益水平，导致近年来城商行和农商行同业资产占比呈下降趋势（见图4）。

　　但并非所有中小银行均遵循相似的结构调整模式，这部分中小银行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在盲目加大力度发展金融市场业务过程中资产负债错配较为严重，导致其后期资产端的调整难度较大，只能继续刚性负债扩表，其共同特点是投资资产中配置较大规模期限相对较长的信托和资产计划产品，而这些非标资产压降难度大，只能被动持有至到期；另一类则是处于偏远县域地区的农商行或农信社，由于业务资格的限制目前尚未开展投资业务，其资产配置主要在贷款和同业资产中进行分配，因此因监管政策变动引起的资产结构调整压力不大。

　　二、贷款、投资资产等大类资产内部结构的调整

　　中小银行贷款投向逐年向零售端倾斜。近年来，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不景气，公司类贷款违约率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较大，因此银行业金融机构尤其中小银行选择通过小额分散的贷款投放模式来缓解信贷业务风险，逐步向零售信贷业务转型。近年来，中小银行个人贷款占比呈上升趋势（见图5），主要体现在中小银行在个人按揭贷款、消费及经营性贷款投放的增长。此外，在互联网金融冲击下，部分中小城商行与信息技术公司或者其他商业银行合作开展“联合贷款”业务，也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零售信贷业务投放，进一步影响中小银行贷款投放结构。

　　城商银行和农商银行在信贷业务转型方法及效果上存在差异。农商银行营业网点大部分集中于农村乡镇，面临的客户主要是农户和小微企业主，其零售业务的基础客户群体市场较大，业务转型相对较容易，主要以发放消费贷款及个人经营性贷款为主促进个人信贷业务规模的提升。城商银行营业网点主要集中于城区，在零售转型上一方面在客户群体拓展上逐步向下沉淀，另一方面，不断完善自身零售信贷产品，以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以及消费贷款为主。总体看，在整体的信贷转型过程中，农商银行由于其自身客户基数大且沉淀性较好，零售转型速度相对较快（见图6）。

　　中小银行逐步压降非标投资资产规模，其中城商银行在投资业务内部结构的调整上面临较大阻力。2017年以来，在金融去杠杆、资管新规等监管法规的影响下，中小银行逐步收缩投资资产配置力度，提高信贷资金投放占比。与此同时，在投资资产配置结构方面，受债券市场瑕疵事件频发、流动性管理趋紧等因素影响，中小银行逐步压缩资管、信托等非标投资资产投放力度，强化对利率债、政金债等高流动性债券资产配置力度，投资资产结构向呈轻资本消耗、高流动性的特征转化（见图7）。从底层投资标的来看，为扩大资金利差、提高资金收益水平，中小银行多选择房地产、两高一剩等具有贷款投放限制性的行业来进行非标投资，2018年在大额风险全面暴露的影响下，上述机构在将其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以控制风险暴露，但联合资信注意到非标投资资产配置具有一定刚性，受底层标的投资项目进程及资金利用周期的限制，上述资金投放难易在短期内回溯，因此非标资产投资规模较大的城商行在投资资产结构调整方面仍面临较大阻力。此外，少数中小银行前期存在非洁净处置的不良贷款由应收款项类投资调至贷款和垫款进行核算，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降低非标资产规模的作用。

　　三、信贷资产质量

　　我国商业银行在经历了前期的信贷业务结构调整、信用风险管理体系逐步完善以及不良资产处置之后，2015年以来整体信贷资产质量趋于稳定，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甚至呈现下降的趋势（见图8）。

　　中小商业银行中农村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下行态势较为明显，但2018年下半年以来不良贷款率的攀升得到遏制。相较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的趋稳态势，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较高且上升趋势体现得较为明显，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作为根植于县市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农村商业银行区域性经营特征最为明显，信贷业务的区域集中度高，风险无法有效分散，且面临的客户大多数为抗风险能力弱、受宏观经济下行冲击大且整体信用意识弱的小微企业主和农户，因此产生不良贷款的比例高；二是农村商业银行普遍风险管控意识及能力相对薄弱、前期信贷投放较为粗放，因此资产质量历史包袱较大，且前期贷款划分标准相对宽松（如仅将本金逾期贷款计入逾期贷款而利息逾期未计入逾期贷款，部分逾期时间较长的贷款未计入不良贷款），监管部门对于不良贷款认定标准趋严、要求不良贷款如实体现必然使得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快速暴露，不良贷款率攀升；三是大部分地区的省联社对系统内的农村商业银行经营实行统一管理，而部分省联社自身有限的风险管控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地农村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自主管理，例如部分省联社牵头农村商业银行发放域外社团贷款，投向国家重点调控的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贷款，参团行对于社团贷款的信用风险把控及后期资产处置难度较大，导致该地区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普遍上升。正是基于以上因素，农村商业银行在整个商业银行体系中不良贷款率处于高位，并且上升态势较为明显。但同时也需注意到，2018年下半年以来，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攀升得到遏制并出现下降态势，这主要由于农村商业银行按照监管部门及省联社的要求逐步真实暴露不良资产、严格贷款划分标准，监管政策趋严对于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已逐渐减弱；此外，农村商业银行回归“支农支小”业务本源，通过“小额分散”来分散信用风险以及不良贷款处置力度的加大也对其信贷资产质量的改善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城市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整体优于农村商业银行，但其资产质量仍受到区域经济及客户结构的影响。相对农村商业银行而言，城市商业银行一般拥有的企业客户基础较好，客户资质和信用意识相对较强，加之风险管理水平相对农村商业银行而言较高，信贷投放也更为规范，因此城市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明显优于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水平接近大型银行。但区域性经营的特点仍使部分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易受经营所在地产业结构及经济发展状况制约。2018年下半年以来，监管部门要求金融机构加大对于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城市商业银行贷款投放客户有所下沉，对其信贷资产质量产生一定影响；此外表外不良回表压力也将给城商行信用风险管理带来一定挑战。

　　中小商业银行前期拨备水平整体较高，但2017年以来呈下滑态势，其中农村商业银行拨备水平下滑态势尤为明显。从拨备情况来看，虽然监管下调了拨备要求，但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整体拨备覆盖率仍高于150％，但拨备覆盖率的变化趋势存在分化（见图9）；农村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水平位于120％~150％。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出于利润和业务发展的考虑，前期拨备水平一直保持在略高于监管要求红线150％的水平；2017年以来随着信贷资产质量的改善，拨备覆盖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大型商业银行拨备水平的提升趋势较股份制商业银行更加明显。而中小银行基于风险考虑和监管要求，一般会超额计提拨备，因此前期拨备平均水平较高；但受信贷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认定趋严导致不良贷款规模快速上升的影响，2017年以来拨备水平出现下滑趋势，特别是农村商业银行拨备水平下滑明显。因此，中小商业银行中农村商业银行在拨备计提上面临的压力最大，且受金融市场业务受限导致利润下滑等因素的影响，未来农村商业银行拨备水平的提升难度较高。

　　四、结语

　　整体而言，中小商业银行资产端业务的发展、资产结构的变化、信贷资产质量及拨备水平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相关监管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较大，且在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之间存在分化。接下来，联合资信将针对中小商业银行负债端、流动性水平、盈利能力及资本充足水平等方面分别进行专题分析，敬请关注。

　　作者：马鸣娇 凌子 张哲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