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挺建议，不设GDP增长目标，但可以设其他指标，可以设间接目标：居民收入增速目标；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目标；财政支出目标。

　　《投资者网》李宁

　　不管是以往的正常时刻，还是2020年疫情下的非常时期，“两会”都是外界了解当年经济走势发展及其政策目标的重要窗口。

　　2020年全国“两会”时间由于疫情因素延迟了2个多月，最终确定于5月22日召开。疫情冲击下的全球经济停摆，中国虽然内部早已控制，但不可否认的是，仍然面临着输入性病例及外贸出口方面的压力。

　　而且，相对于一季度-6.8%的GDP数据，国内经济如何能更有效地运转？政策制定方面将如何取舍？2020年GDP增长目标是否应正常设定？或是参照其他指标？所以，2020年两会经济政策无疑吸引了全世界的聚焦。

　　尤其再加上近期经济学界对“赤字货币化”的争辩，是否应超常规选择？还是时间未到应严格遵守法律及财政纪律？相持不下的争论观点，或将多少影响决策层的反周期操作路径。

　　带着这些疑问，《思维·谈》日前对话了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在国际投行及国内知名券商工作多年，陆挺的知名度较高，更重要的是他曾多次获得国内外机构评选中国区经济学家排名第一的殊荣。

　　（图为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

　　GDP增长目标设不设？还是设其他指标？

　　陆挺拥有特许金融分析师（CFA），在加入野村之前，他于2015年5月加入华泰证券，担任研究所所长和首席经济学家。此前担任美国银行美林证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和董事总经理。

　　他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2006年加入美林全球宏观研究部。 陆挺于2010和2011年被彭博通讯社评为预测最准确的中国经济学家。2013至2015年联系三年蝉联《机构投资者》亚洲区和中国区经济学家排名第一。2014年和2015年《机构投资者》亚洲区评选中其领衔的中国研究团队排名第一。

　　陆挺认为，市场最关注两会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增长目标，目前存在一定异议；第二是赤字率，第三个是赤字率以外的特别债务，包括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实际上属于赤字以外给地方政府的一笔资金，可以称之为额外赤字，另外还包括了抗议特别国债，量到底有多大?

　　“这些明面上数据多一些，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压力就会少一些，不然地方政府又要经济目标，又要控制地方债、专项债，那就只能靠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以，这三个因素是互相增减的关系。”

　　GDP增长目标，今年要不要设？市场显然看到两种声音，一种是要设，如余永定等甚至认为还要设定较高，另一种是认为不要设定GDP增长目标，或模糊化，或取区间，一个核心因素是不要让中央及地方为了GDP而大兴刺激，包括央行前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也持此观点。

　　陆挺更认同后者，即，不设GDP增长目标，但可以设其他指标。他早在4月22日就撰文写了篇《政府今年应该设定GDP增长目标吗？》。

　　陆挺告诉《思维·谈》：可以设间接目标，1.居民收入增速目标；2.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目标；3,财政支出目标。“财政支出目标可以设定在7%-8%左右，社融存量增速和城乡居民增速相对是可执行的、可量化的。而一旦设定GDP增长目标的话，最关键是欧美的疫情还存有不确定性，其次还不能说本国的疫情是否会存在第二波。”

　　而对于GDP增长目标的详细论述，陆挺此前就在文章中详细指出：如果政府的GDP增长目标对企业决策的意义有限，那么是否对政府官员，尤其是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至关重要呢？综合过去二十年研究我国地方官员激励机制的文献，一个共识是地方官员之间的横向竞争，也就是所谓的“晋升锦标赛模式”是考核激励地方政府官员的关键，而非是否能够完成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所制定的GDP增长目标。事实上，中央政府制定的GDP增长目标若过低，地方政府会自动加码，因此中央政府设定增长目标的意义有限，这在2003到2007年期间尤其明显。另一方面，当中央政府设定的目标过高时，地方政府则有较高动力，但数据方面多少存有真实性问题，此前一些省份已经有所显露，这又使得客观考核官员的难度增加。因此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否定中央政府设定GDP增长目标的作用和意义，但最起码有不少论据是缺乏逻辑和事实依据的。

　　“我国幅员辽阔，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各地经济增长潜力千差万别。而地方政府官员一般不甘心让当地GDP增速明显落后于中央设定的目标区间下限，因此若全国性的GDP增长目标与某些地区的实际情况严重脱离，就有可能让一些地区产生负激励，不仅严重影响中央政府政策制定的质量，也导致了我国区域间严重的资源错配，降低了我国整体的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潜力。”陆挺指出。

　　赤字货币化早就开始 不过是隐性罢了

　　针对“赤字货币化”所引发的轩然大波，尤其不少经济学者提及违法违规。“其实法律上没有任何问题，只要央行不直接购买就可以了，间接购买就可以。所以，法律上不存在问题。”陆挺谈到。

　　陆挺指出，讨论赤字货币化牵涉很多细节问题，什么叫赤字，地方政府专项债算不算赤字?刚性兑付下的很多地方政府债务算不算赤字？仅赤字的定义就可以讨论很多。什么叫货币？现在都定盯着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这里面又有很多问题，货币还包括广义货币，M0、M1、M2。赤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我们国家把赤字定得非常窄，而过去几年，原来没有定义为赤字的，经过事后置换后追认了赤字，比如地方政府置换了十几万亿债务，包括货币化棚改，谁能清楚棚改资金要还吗？棚改资金就是财政支出，怎么分配并没有经过市场，连转移支付的规则都没有，所以这些以前的问题也需要讨论。

　　“现在市场讨论可不可以赤字货币化？我要指出的一点是，我们早就开始赤字货币化了。是时间轴来说，早在2008年-2009年大量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来借债，当然这种方式有利有弊，我认为利大于弊，但后来退出的时候需要更清晰。如果说2008年4万亿的时候，还可以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算企业，有点模糊，到了2015年的货币化棚改，可以确信是100%的赤字货币化，没有人清楚3.6万亿棚改资金是按什么规则分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好歹还清楚一些，但棚改资金在各省之间的分配没有公开数据。”陆挺表示。

　　由此，陆挺强调，与其让隐性的赤字货币化摆在那，不如让其显性化。如果没有显性的赤字货币化，必然会加大隐形货币化的力度，而往往显性要比隐性更好。应对当前因疫情冲击而造成的各类经济与社会问题，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应加大中央政府赤字的比重，其实也就是加大显性赤字的比重，降低地方赤字尤其是平台债务的比重。这是因为由于外部性和官员考核的问题，地方政府刺激经济时重投资轻纾困，即使拉动消费，也是以发放限于本地使用的消费券为主，很少考虑救助贫困失业人群，尤其是流动人口。“我们辩论的同时，这个月地方政府专项债就要发1万亿，另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前4个月仅发行债券净增加就已经有了1万亿了。未来几年这中间有很大一部分估计是需要置换成地方债的。”

　　归根结底，总结赤字货币化的争论焦点，陆挺给出的是结论是：是宁肯现在隐性做，未来几年置换，也不愿意真正地说现在要显性去做？这是一个透明与不透明的问题，是一个现代国家治理的角度，显性透明要由于不透明隐性的，摆在台面上有争论，最起码市场清楚资金流向，知道使用过程和效果，现在通过更隐性的方式，突然间要上很多项目，很难保证投资的效率，实际上债务额度的分配就是赤字的分配。

　　陆挺给出的操作路径是：政府首先向市场机构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如果由于特别国债的发行导致国债收益率上升过快，那央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从机构手中购入部分特别国债。这样不仅不违反《中国人民银行法》，也可以测试市场中的信贷需求和经济中的总需求，从而达到调控市场利率的目的。“先发特别国债，比方说定一个十年期的国债利率上限，超过了就出手买，再把利率调整回来，这是假定的情况。不能什么都要，既要降息，又要增加政府支出纾困，还要拉动新基建，最后又不要央行赤字，这样只能搞隐性赤字，央行后续只能印钞，搞MLF（中期借贷便利）、PSL（抵押补充贷款），另外还要把准备金都降下来。”

　　至于当前降息和降准的空间与效果，陆挺说，降息空间很小，存款利率一年期现在是1.5，cpi还在3以上，如果再降低存款利率会存在违反社会公平原则。降准还有空间，后面可能还会降，并不是说做了一点赤字货币化以后就不做降准，要维持现有的信贷增速，还是要降，只不过空间就那么多，要省着点用。

　　“当年为什么有20%左右的准备金，是因为累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国家在形成外汇储备的时候要释放基础货币，而基础货币又太多，准备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起到的不是真正意义上准备金的功能，而是锁住了部分释放出来的基础货币，这为后面的储备政策工具奠定了基础，现在降准就是把之前锁住的资金释放出来，就是释放基础货币，但现在几乎没有经常项目盈余了，外汇储备也几乎不增长了。经过过去五年多次连续降准之后，现在降准的空间也有限了，需要省着点用。”

　　出口将下跌20% 房地产需要平衡

　　海外疫情对外贸出口的影响到底有多大？陆挺估算，未来两个月出口将同比下跌20%-30%。“原来我们估算有30%左右，但现在我们认为像5月份要考虑有一块的出口比较快，比如医疗专用物资，这一块大概能弥补5%-10%左右。乐观的话大概会下滑20%。”

　　而针对普通人最为关心的房地产市场？陆挺表示，今年宽松政策跟以往的最大不同就表现在房地产方面，以往都是房地产政策成为主力，包括2015年-2017年的货币化棚改，这次政府谨慎多了，上一轮房地产刺激成为了最重要驱动力，在最高峰时期有60%-70%各路资金进入房地产，所以使得国民经济对房地产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另外一方面是其他领域投资回报率很低。

　　“过去几年的货币化棚改已经把三四线城市房价超高很多，而且，很多房子也建在了人口未必会聚集的地方，所以目前三四线城市不敢继续棚改，实质是三四线城市不敢再通过政府资金来刺激房地产，这些城市面临房价下行的压力，不太可能再继续出现火爆。而可能会出现暴涨的是一线及前二线城市，这些城市所面临的的问题是，之前调控较为严格，也使得供应有限，也积压了需求，所以政策处理不当稍微放松的话，房价就会暴涨。这就是上一轮房地产政策留下的后遗症。”

　　如何破这个局，陆挺坦言难度比较大，三四线不敢刺激，一二线又要找到好的方式去解套，这方面涉及土地和户籍的要素市场化改革非常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