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与城投企业债务风险研究报告--重庆篇

  报告概要

  近年来,重庆市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但近两年增速有所放缓;2019年,受二产增速同比大幅回升影响,重庆市整体经济增速小幅增长,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受减税降费以及持续压减非税收入影响,2019年,重庆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转为负增长,一般预算收入规模在全国排名相对靠后;同期,重庆市财政自给能力有所弱化;2019年重庆市政府重庆负债率位于全国中等水平,债务负担一般;偿债能力处于全国中等水平。

  分区域看,重庆市主城区和环主城区经济总量较高,两者合计约占重庆市经济总量的近80%。主城区和环主城区财政实力整体较强;生态区整体财政实力弱,受惠于移民红利,生态区中万州区财政实力相对较强。主城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稳定性强于环主城区及生态区。债务余额方面,生态区债务余额复合增长率均值高于主城及环主城区。

  从企业层面来看,中高级别信用等级主体主要集中在重庆市本级和主城区,环主城区平台数量最多,信用等级以AA级别为主。中高级别主体发债规模占比进一步提升,市场投资者对重庆城投企业的风险偏好整体收紧。2021-2022年是主城区和环主城区的偿债高峰期,集中兑付压力较大。重庆市本级及各区域城投企业整体流动性储备呈现趋紧的态势,短期偿债能力指标有所弱化,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对全部债务覆盖程度普遍较低。重庆市各区县城投企业的有息债务规模数倍于地方政府预算内债务,区域间和区域内部的分化情况非常明显,地方财力对城投企业全部债务的支持保障能力整体偏弱。

  一、重庆市经济及财政实力

  1.重庆市区域特征及经济发展状况

  重庆位于中国西南部、长江上游地区,交通便利,高铁连接成都、贵阳、西安、郑州、武汉和长沙等中西部省会,位置优越。重庆地形复杂,有“山城”之称,辖区总面积8.24万平方千米,其中主城区面积647.78平方千米,主城区和环主城区主要处于地势较平缓的盆地,围绕长江和嘉陵江交汇点形成主城区;以主城区为中心向外围扩展形 成重庆的环主城区(拓展区);东部生态区以山地、丘陵地形为主,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产业方面,重庆市在老工业基地基础上,形成了以汽车制造、摩托车制造和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的工业格局,其中汽车和微型计算机设备的产量占全国产量的比重分别为6.43%和24.95%。汽车产业方面,2019年,重庆年生产汽车138万辆,实现产值3227亿元,重庆现有汽车生产企业41家,其中整车生产企业21家,改装车生产企业20家,形成年产400万辆的综合生产能力,汇集有长安、东风、上汽、长城等国内领品牌以及美国福特、韩国现代、日本五十铃等国际汽车集团;摩托车制造方面,重庆现有摩托车整车企业36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450余家,具有年产1000万辆整车和2000万台发动机的综合生产能力,摩托车产销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电子信息产业方面,2019年重庆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经济增加值的比重为16.6%,对重庆经济增长贡献率占33.9%,电子信息产业有力带动重庆经济增长。

  

  城市发展定位方面,近年来,随着各项政府政策的出台,重庆市与成都市所在的成渝地区,越来越多地作为我国西部地区核心的“双核”城市群协同发展。自2011年国务院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及2016年3月30日出台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以来,2020年1月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首次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谋划推动成渝地区建设,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会议强调,要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从“成渝经济区”到“成渝城市群”,再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定位的调整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其他三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城市群并列,上升为带动西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世界级城市群的国家战略高度。目前来看,成渝经济圈已形成以汽车、电子、医药等为支柱的制造业优势产业体系,全国性龙头企业诸如京东方、药明康德、宁德时代均在成渝地区建成产业园区。未来成渝地区基础设施空间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发展重点,当地国有企业也可借力政策东风进一步深化改革。

  

  近年来,重庆市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处于全国中游水平,但近两年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维持在6%左右;2019年,受二产增速同比大幅回升影响,重庆市整体经济增速小幅上升至6.3%,增速企稳回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7-2019年,重庆市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年均复合增长10.02%。2019年,重庆市经济总量位于全国中游水平。同期,重庆市GDP增速小幅上升,2019年为6.3%,较上年上升0.3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系二产增速明显回升所致;2019年,重庆市三次产业增速分别为3.6%、6.4%和6.4%,第三产业增速较上年下降2.7个百分点,主要系房地产行业受供需周期性影响增速放缓所致。三次产业结构由2017年的6.9:44.1:49.0调整为2019年的6.6:40.2:53.2,第三产业占比有所提升。

  

  

  2019年,受传统支柱产业转型升级影响,重庆市汽车产业增加值及产量降幅有所收窄,摩托车产业增加值较上年有所增长,笔记本电脑产业产量同比增长明显。2019年以来重庆市工业产业整体经济有所回暖。

  2019年,重庆市第二产业增加值9496.84亿元,增速6.4%;工业增加值6656.72亿元,占第二产业的79.92%。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较上年增长6.2%,增速较上年增加5.7个百分点,工业增速回升带动二产增速有所提升。重庆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汽车、摩托车和笔记本电脑占比高,合计约占重庆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一半。2019年,受传统支柱产业在行业景气度低迷的背景下加快转型升级影响,重庆市汽车产业增加值比上年下降4.1%,但降幅较上年收窄13.2个百分点;摩托车产业增加值增长2.4%。从产量来看,2019年,汽车产量同比下降19.9%,降幅较上年收窄7.6个百分点;笔记本电脑产量同比增长12.1%,增速较上年增加15.9个百分点。2020年1-9月,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7008.62亿元,增长3.9%,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支柱产业持续复苏,汽车、电子和材料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2%、12.2%和4.9%,对工业增长拉动较大。重庆市汽车生产龙头企业长安汽车、力帆股份等企业2019年业绩均继续下滑。2020年前三季度,除力帆股份已申请破产重组外,长安汽车等企业业绩有所回升。

  战略新兴产业增速较快,以集成电路、智能手表、3D打印机设备为代表的新产品产量增幅明显。

  近年来,重庆市致力于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能源产业、生物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设备制造和新材料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2.6%和11.6%,分别高于全市平均水平6.4和5.4个百分点,增加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分别达到19.2%和25.0%,分别比上年分别提高1.2和2.1个百分点,对全市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4.8%和42.1%。新产品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增长5.2倍,智能手表增长1.5倍,3D打印机设备增长67.7%,卫星导航定位接收机增长62.3%,液晶显示屏增长36.4%,电子元件增长20.6%,平板电脑增长14.9%。

  2019年,重庆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比小幅下降,基建投资增速小幅下降;分产业来看,为配套产业转型发展,2019年,重庆市化工、材料及电子产业投资增速较快,摩托车、汽车产业产业投资有所下降,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有所放缓。

  2019年,重庆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较上年增长5.7%,增速较上年下降1.3个百分点。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下降0.7%。分产业来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速回升,第二产业增速小幅增长,第三产业投资增速有所下降;第二产业中,化工、材料及电子等支柱产业投资增速分别为26.1%、28%和13.1%,传统产业摩托车、汽车产业投资呈下降趋势,其中摩托车产业投资较上年下降26.3%;第三产业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在4.5%,增速较上年下降2.3个百分点。

  2.重庆市财政实力和债务情况

  受减费降税以及持续压缩非税收入影响,2019年重庆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转为负增长,一般预算收入规模在全国排名相对靠后;同期,重庆市财政自给率持续下降,财政自给能力有所弱化;近年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波动下降,上级补助收入持续增长,重庆市财政对上级补助依赖度较高;重庆市政府负债率位于全国中等水平,债务负担一般;偿债能力处于全国中等水平。

  一般公共预算方面,2017-2019年,重庆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波动下降,年均复合下降2.63%;2019年,重庆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2135亿元,在全国各省、自治区及直辖市中排名第19位,增速由正转负,同比下降5.8%,与GDP增速触底反弹背离,主要受重庆市减税降费以及持续压缩非税收入影响所致;2019年,重庆市非税收入594亿元,同比下降10.4%(前值14.6%),降幅有所缩小。同期,重庆市减税降费金额合计超700亿元,受此影响,2019年重庆市税收收入1541亿元,同比下降3.90%,但税收收入在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收入中占比增至72.18%,收入质量有所改善。财政自给率方面,受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支出增长影响,2017-2019年,重庆市财政自给率逐年下降,2019年下降至44.04%。2020年1-9月,重庆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10.8亿元,同比下降6.8%。其中税收收入1031.6亿元,占比68.28%,收入质量有所下降。上级补助方面,2017-2019年,重庆市上级补助收入分别为1720亿元、1809亿元和1883亿元,补助收入规模较大且持续增长,重庆市财政对上级补助依赖性较高。政府性基金预算方面,2017-2019年,重庆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分别为2251亿元、2316亿元和2248亿元,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收入规模波动下降。

  

  

  截至2019年底,重庆市政府债务余额5603.7亿元,较上年底增长19.47%,低于全市债务限额6049.4亿元。政府债务构成方面,重庆市一般债务余额2524.3亿元,专项债务余额3079.4亿元。重庆负债率位于全国中等水平,债务负担一般。以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收入、上级补助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合计数作为综合财力计算口径,得出2019年重庆市政府债务率(政府债务/(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收入+基金收入+上级补助))为89.43%,偿债能力处于全国中等水平。

  

  

  隐性债务方面,近几年重庆市地方政府化解隐性债务的政策主要集中于地方融资平台的清理与整合。2014-2019年重庆市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企进行功能界定,并对融资平台的转型、债务清理和政府注资等做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其中主要政策性文件如下:

  2014年4月29日,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意见》,提出根据监管企业实际,准确界定其功能,采取不同的治理结构、监管方式和考核办法。将国有企业原则上划分为公共服务类、功能要素类、竞争类。

  2016年4月29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市属国有重点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通知》(渝府办发〔2016〕70号),根据主营业务和核心业务范围,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分为商业一类、商业二类和公益类,并根据企业改革发展情况实行动态调整。

  2017年6月6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渝府办发 〔2017〕74号,以下简称“74号文”),对融资平台公司(城投公司)的清理转型、债务清理、注资和责任追究进行了更加明确的规定。主要内容为:撤销“空壳类”融资平台公司,剥离“实体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融资平台公司是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和接受政府委托等方式实施公益性项目建设的国有单位。区分“空壳类”和“实体类”平台公司,对于现有融资平台中不具备其他经营性业务和收入的平台(既收入和还款来源绝大部分来自财政),未来可能面临撤销的命运,而具有经营性业务的平台在剥离政府融资职能后,则会转型为公益类的国企,继续以受托的方式承接公益性项目建设。公益性项目建设单位实行目录管理。政府明确承接政府委托实施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土地开发等公益性项目建设的单位,锁定单位名单,实行目录管理。每个区县(自治县)确定的公益性项目建设单位最多不超过3家,并报市财政局、市国资委、人行重庆营管部、重庆银监局备案。存量政府性债务通过政府债券置换等方式分类妥善处置。融资平台公司不再具备政府融资职能,不得再新增政府债务。融资平台公司融资应采取市场化方式进行,融资本息由融资平台公司负责偿还。

  2019年11月6日,重庆市政府发布《关于深化区县国企国资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厘清区县政府与企业的责任,全面清理投融资平台公司债务类型、成本、期限结构,制定并落实全口径债务化解方案,分类妥善处置。对公益性项目债务,要明确区县政府与投融资平台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按照合同协议约定偿还。对经营性项目债务,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同时严格规范区县投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行为,加强投融资平台债务监管,合理控制负债水平,不得新增政府隐性债务。

  二、重庆市下辖区县经济及财政实力

  1.各区县经济实力和产业情况

  重庆市主城区和环主城区经济总量较高,两者合计约占重庆市经济总量的近80%;主城区中第三产业占比较高且金融产业较为集中;环主城区在承接主城区电子、装备以及摩托等产业外移的基础上,利用自身优势资源发展特色经济,经济增速总体较高。生态区除万州区外,其他区县经济均较弱;受工业增加值较上年增长较多影响,万州区经济增速较上年增幅较大。

  重庆市共辖38个区县,按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程度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主城区、环主城区和生态区(见图1)。其中主城区位于重庆市地理西侧部中心,以渝中区、江北区、南岸区为中心向周围辐射至渝北区、北培区、沙坪坝区、大渡口区、九龙坡区和巴南区共计主城九区;主城区外围的璧山区、涪陵区、合川区、江津区、大足区、南川区、綦江区等十二个区为环主城区;剩余区域为生态区,包括黔江区、武隆区、万州区等区域,主要分布在重庆东北和东南部的山地、丘陵地区,国家贫困县分布较多。其中,万州区为三峡工程移民主要迁入地,常住人口较多,是生态区中经济规模最大的行政区。从GDP总量方面看,重庆市主城区和环主城区经济总量较高,生态区经济总量低。

  

  

  分区域来看,2019年,主城区九区经济总量占重庆市经济总量的39.50%,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占比均值为65.60%,人均GDP显著高于环主城以及生态区。其中渝北区,作为全市最大的汽车制造基地,受近年来汽车景气度下降影响,GDP增速处于较低水平。渝中区作为重庆市的政治和经济中心,2019年第三产业占比高达为90.60%,以现代金融、高端商贸业、专业服务业、文化旅游业、互联网服务业和健康医疗服务业为六大重点产业。九龙坡区拥有重庆高新区、九龙园区和西彭园区三大产业示范基地,主要以汽车及摩托车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加工业为主并向生物医药及人工智能方向转型,该区域经济体量位居重庆市第二位。江北区GDP增速位于主城区首位,辖区内有重庆港工业园和鱼复东部新区两个园区,以商贸、金融以及工业为支柱产业。沙坪坝区为重庆大学等高校所在地,下辖西永微电园和沙坪坝工业园两大园区,依托强大的科研能力,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居重庆首位,是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之一。北碚区也依托于电子信息产业及装备制造业的不断发展,GDP增速处于主城区高位。南岸区GDP增速在2019年得到提升,主要受益于作为主导产业之一的装备制造业产值较上年有较大幅度提升。2018年起,巴南区电子信息取代摩托车成为巴南区第一主导产业,2019年巴南区GDP增速较上年呈下降趋势,主要作为巴南区主导产业的汽车及显示器产量均较上年大幅下降。大渡口区,由于其常驻人口及区域面积较小,其经济体量在在主城9区中最弱,其主导产业主要以非金属矿物业为主。

  环主城区十二区经济总量占重庆市经济总量的37.47%,较上年增长1.59百分点,经济增速整体较主城区高,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2019年第三产业占比均值仅为39.59%,远低于主城区占比均值,人均GDP为7.78万元低于主城区水平。环主城区传统主导产业与主城区类似,主要承担了主城区的产业外移功能,产业主要涉及电子、装备以及摩托等产业,此外食品业及资源类行业也对环主城区内经济形成重要支撑。其中,涪陵区经济体量在环主城区域中处于首位并高于主城区域内大部分区域,主要受益于区域内的食品及页岩气能源的产业的发展。此外,江津区GDP水平也超过千亿元,主要受益于德感、珞璜、双福、白沙工业园区的产值贡献,工业基础较好。永川区第三产业在环主城区域占比相对较高,2019年为38.8%,此外依托于丰富的职业教育资源在数控机床、电子信息以及汽车零部件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其GDP水平在环主城区域中实力靠前。此外合川、綦江依托于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分别成为中西部最大的玻璃生产基地和重庆主要的煤炭基地,2019年綦江GDP大幅增长与璧山区持平。

  生态区涉及区县较多,但整体经济较弱,经济总量仅占重庆市经济总量的22.74%;生态区中万州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主要得益于迁入大量三峡移民,拥有一定人口优势,武隆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巫山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巫溪县和城口县GDP水平相对较弱均不足200亿元。2019年,万州区三次产业结构为9.0:28.7:62.3,三产占比较高主要以餐饮娱乐为主;万州区产业结构以智能装备、汽车和新材料等为主。2019年,万州区工业增加值106.48亿元,比上年增长7.1%,使得万州区GDP增速在生态区中但增速较2018年有所回升。生态区其他区县经济总量较小,部分地区为少数民族聚集区和生态保护区。

  2.各区县财政实力情况

  主城区和环主城区财政实力整体较强;生态区整体财政实力弱,受惠于移民红利,生态区中万州区财政实力相对较强。主城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稳定性强于环主城区及生态区,渝北区税收收入占比高达91.15%。债务余额方面,生态区债务余额复合增长率均值高于主城及环主城区。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来看,主城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高于其他两个区域。主城区方面,得益于江北区的汽车产业和渝北区的金融、商贸业的不断发展,两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排名领先,2019年分别为77.84亿元和75.53亿元。北碚区、渝中区和大渡口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较小。其中,大渡口区受区域面积和常住人口较少影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最低。环主城区方面,江津区、涪陵区和璧山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靠前,2019年分别为54.44亿元、65.50亿元和50.03亿元,主要得益于各区域发挥特色产业优势。其中,涪陵区培育了涪陵榨菜等著名上市企业;江津区利用深水良港优势,发展汽车、摩托车等传统产业,形成了珞璜、德感等工业园区,璧山区则通过近几年的产业转型升级在智能装备、信息技术、生命健康产业方面不断发展。潼南区、綦江区、南川区和荣昌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30亿元以下,一般预算收入规模较低。生态区方面,受益于三峡移民人口红利,2019年,万州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55.52亿元,位于生态区第一位,其他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未超过30亿元,财政实力弱。

  从收入质量上看,主城区中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除九龙坡区外,其余均在80%以上,整体质量较好,其中渝北区为91.15%,收入质量最好。环主城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占比平均值为64.95%,其中,璧山区、大足区、綦江区、永川区、潼南区、南川区和荣昌区税收占比低于平均值。生态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占比平均值为66.84%,与环主城区收入质量接近。

  从税收收入增速来看,受重庆市持续压缩非税收入和收入项目调整影响(2018年6月起将城市建设配套费纳入政府基金管理),2019年20个区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出现负增长,其中主城区4个、环主城区8个、生态区8个。主城区域中收入增速为负的区域较上年新增九龙坡区和江北区,沙坪坝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较上年转正。环主城区域中,大足区受非税收入(主要来自于国有资源有偿使用)增长影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较上年大幅增长26.30%,生态区域中,经济体量较大的万州区受非税收入增加(主要源自专项收入和国有资源有偿使用)影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较上年转正。

  

  

  政府性基金收入

  根据渝财建〔2011〕83号文规定主城区土地出让收入由区级调整为市级,并以转移支付方式返还,因此主城九区政府性基金收入中未列示土地出让金项目,政府性基金收入金额总计较少或为0。故本文政府性基金收入对比仅列示环主城区及生态区情况。为补充财政总收入规模的不足,环主城区域除大足区以及铜梁区外,其他区域政府性基金收入绝大部分超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其中璧山区、合川区及江津区受土地市场成交相对活跃影响基金收入规模较大,2019年分别为95.00亿元、76.26亿元和75.00亿元。2019年江津区成交数量及面积居全市第一,成交的工业用地数量为60宗,超过江津区全年总成交地块数量的5成,主要集中在双福工业园、白沙工业园、德感工业园、珞璜工业园四大工业园区。生态区域受地理以及产业环境影响,土地使用权转让相对较小导致基金收入规模明显小于环主城区域,除万州区域外其余均不超过30亿元。

  

  财政自给率情况

  财政自给率方面,主城九区财政自给率显著优于环主城区域及生态区域。主城区中江北区、渝北区以及大渡口区财政自给率相对较高,分别为73.04%、63.13%以及60.89%,其余区域均在60%以下,北碚区财政自给率仅为45.48%。环主城区域财政自给率除璧山区外均不足50%,对上级补助有一定依赖。生态区域内,除万州区财政自给率超过40%以外,其余区域在9.75%~35.26%之间,财政自给能力很弱,对上级补助有较大依赖。整体看,重庆市各区县财政自给能力与经济水平表现较为一致。

  

  (2)债务情况

  从债务层面看,重庆市各个区县中,主城区、环主城区以及生态区债务余额平均数分别为124.41亿元、102.34亿元和62.68亿元。主城区中九龙坡区债务余额最高为196.80亿元,渝中区债务余额最低仅为69.20亿元,此外北碚区以及大渡口区债务余额均在平均数以下。环主城区域内,涪陵区、江津区、合川区以及璧山区债务规模均高于主城区债务余额平均数,债务余额处于较高水平。生态区内,万州区和开州区债务余额较高分别为151.20亿元和100.00亿元,其余区域债务余额相对较低。从债务余额增速来看,2017-2019年主城区、环主城区和生态区政府债务余额平均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3.91%、11.44%和21.68%。同期,主城区中沙坪坝债务余额年均复合增长率最高为22.95%。环主城中合川区债务余额年均复合增长率最高为24.96%。生态区中的奉节县、秀山县、酉阳县和巫溪县债务余额年均复合增长率较高,其中巫溪县年债务余额年均复合增长高达40.39%。

  

  债务负担方面,截至2019年底,主城区政府负债率平均值为14.69%,除渝北区和渝中区外余下各区政府负债率均高于10%。主城区中大渡口区政府负债率34.23%,为主城区区域内最高;渝中区政府负债率5.32%,为主城区区域内最低。环主城区政府负债率平均值为14.38%,除荣昌区和綦江区外余下各区政府负债率在10%以上。环主城区中璧山区政府负债率20.35%,为环主城区区域内最高;綦江区政府负债率9.63%,为环主城区区域内最低。生态区域中政府负债率普遍高于主城区及生态区,平均值为24.14%,其中城口县政府负债率高达56.15%。

  

  偿债能力方面,截至2019年底,主城区域内政府债务率均值为94.27%,江北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和大渡口区债务率高于100%。其中,主城区中江北区政府债务率为120.82%,为重庆市内最高。环主城区和生态区区域内政府债务率相对较轻,均低于100%,两区域政府债务率指标均优于主城区。

  

  三、重庆市城投企业偿债能力

  1.重庆市城投企业概况

  重庆市级城投企业职能定位明确,主体信用等级以AAA为主;主城区与环主城区城投数量较多,主体信用等级以AA为主,主城区AA+城投企业的数量占比更高;生态区的大分部区县均有城投债券存续,除了万州区外其它区县城投企业的主体信用等级均不高于AA。

  截至2020年10月底,重庆市有存续债的城投企业共计110家,较2019年9月底净增加7家(其中新发债的主体14家,全部存续债券到期的主体7家)。从主体信用等级分布情况看,重庆市城投企业以AA级为主,AA+和AAA级城投企业数量相对较少,AAA城投企业主要集中在市本级和两江新区,重庆各区域城投企业数量和信用资质差异明显。分区域看,重庆市级城投中有存续债的企业一共7家,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运营、土地一二级开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资源开发等方面分工明确,整体信用等级较高。主城区和环主城区的城投企业数量较多,除江北区外其他区县均有城投债券存续,主体级别以AA主;AA+城投企业集中在主城区(含两江新区),也少量分布在环主城区中经济实力较强的区县,包括涪陵区、江津区、合川区、永川区和长寿区;部分主城区和环主城区的AA+城投整合了区域内资质偏弱的AA城投,典型的区域包括巴南区、北碚区、江津区和合川区。生态区的大部分区县均有城投债券存续,受制于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偏低,城投企业的信用资质较弱,仅万州区存在AA+主体,其他城投企业的主体信用等级均不超过AA。从级别迁移来看,2020年以来,重庆市城投企业中仅有2家发生级别调整,分别为重庆江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由AA-调升至AA)和重庆缙云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由AA调升至AA+),整体信用级别保持稳定。

  

  从具体区县来看,重庆市各个区县城投企业具有每区县基本均有1个及以上园区城投企业的特点(具体情况见附表),主城区中九龙坡区、沙坪坝区和两江新区的AA+城投数量较多,其中沙坪坝区域内的产业园区较多,融资需求大;九龙坡区与重庆高新区重合度高,基建配套等投资规模大;两江新区经济财政实力很强,政策支持力度大,城投企业的整体资质好。环主城区中,大足区、江津区和綦江区(含万盛经开区)的AA级别平台较多,面临一定的整合压力;南川区、璧山区、荣昌区、潼南区和铜梁区等区域的城投企业数量相对较少,且多为“主城区平台+工业园区平台”的组合架构,平台间的业务范围区分较为明确。生态区中,各个区县的发债平台数量集中在1~2家,且单个平台的发债数量较少,直接融资的占比相对较低。整体看,主城区的高等级城投占比更高,环主城区的城投数量最多,而生态区城投的整体资质最弱,重庆市城投企业的主体信用等级分布与区域经济实力的匹配度较高。

  

  2. 重庆市城投企业发债及保障情况分析

  2020年以来,受益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大的基建投资需求,重庆市城投企业新发债规模和净融资规模保持增长,中高级别主体发债规模占比进一步提升,市场投资者对重庆城投企业的风险偏好整体收紧。

  城投企业的债券融资情况受政策环境的影响很大,从重庆市城投企业的样本来看,近年来发债规模的扩张与收缩整体符合监管政策和货币环境的变化。在2016年创下发行规模的历史新高后,重庆市城投企业的发债规模在2017-2018年回落至低位,净融资规模由正转负;从结构上看,中高评级主体的规模占比显著提升,中低评级主体的融资能力持续下降。2018年下半年以来,受益于“基建补短板”等宏观政策以及公司债等券种发行条件的放松,叠加2016年发行债券面临集中到期,重庆市城投企业新发债券和净融资规模大幅回升,以AA和AA+级别的主体最为明显。2020年以来,为了对冲经济下行压力,货币政策和融资环境趋于宽松,1-10月重庆城投企业的债券发行和净融资规模已经超过2019年全年。从结构上看,市场投资者对重庆区域城投企业风险偏好整体呈收紧态势,AA+级别城投企业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发债主体。

  从全国范围内的横向对比来看,重庆市2015年以来的债券净融资体量处于中游水平,与湖北省较为接近;净融资规模的波动趋势与江苏、湖南等债券融资较为活跃的省份接近,均以2016年为阶段性的融资高峰期,在经历了2017-2018年的低谷后于2018年开始反弹,但反弹力度尚未超过2016年。

  

  

  从各区域平台公司存续债券情况和集中兑付压力来看,2021-2022年是主城区和环主城区的偿债高峰期,集中兑付压力较大;主城区存量债券集中在2021年到期,后续到期压力可能动态上升;生态区近年来新增债券融资规模很小,2023年以后该区域存量债券规模或将非常有限。在综合考虑2019年的一般预算公共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后,沙坪坝区、大足区、綦江区(含万盛经开区)、涪陵区和黔江区的政府财力仍无法覆盖2021年的到期债券,上述区域城投企业的再融资压力较大。

  从重庆市各区域发债城投企业未来三年(2021-2023年)到期债券规模看,主城区和环主城的债券到期规模最大,其中2021-2022年是偿债高峰期,面临较大的集中兑付压力。考虑到主城区和环主城区也是重庆市债券发行活跃度最高的区域,到期债券获得再融资和可能性也较高,但由于环主城区债务结构中债券的占比更高,其存量债券的再融资压力也更大。相比之下,市级平台和生态区到期债券的绝对规模较小,其中市级平台债券发行的高峰期在2016年,2017-2018年的新债发行“断档”,因此存量债券将在2021年集中到期,往后若干年的到期规模分布相对均匀。考虑到2019年以来主城区债券融资回暖,2022年及以后的兑付压力或将动态上升。对于生态区而言,2021-2023年均有一定的债券到期压力,考虑到近年来该区域新增债券融资规模很小,2023年以后该区域存量债券的稀缺性将显著提高。此外,由于生态区的存量私募债占比较高,再融资和兑付情况需要重点关注。

  

  分区县来看,主城区中两江新区在2020年年内的到期债务规模较大,而沙坪坝区、巴南区、九龙坡区和南岸区在2021-2023年的到期债务规模较大,其中沙坪坝区和九龙坡区在2022年的集中兑付压力较大,巴南区和南岸区的债务到期分布较为均匀。由于巴南区和沙坪坝区的债务结构中债券融资占比接近50%,其债券市场的再融资压力显著高于其他主城区。环主城区中,涪陵区、江津区、合川区、长寿区、永川区、大足区和綦江区未来三年的债券到期规模较大,其中大足区、涪陵区和合川区在2021年的集中兑付压力较大,江津区、永川区、长寿区和万盛经开区在2022年的集中到期压力较大。合川区、潼南区、大足区和永川区的债务结构中债券融资占比较高,对于财政实力相对较弱的潼南区和大足区,再融资压力相当较大。生态区中,单一区县的存量债券规模相对较小,其中开州区、黔江区和万州区的债券规模较为突出,黔江区的存量债券集中在2021年到期,而万州区和开州区的存量债券集中在2023年到期,再融资情况值得关注。

  

  从地方财政收入对2021年城投企业到期债券的保障情况来看,以2019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测算,生态区各区县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对2021年到期债券的保障能力普遍较强,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无法覆盖2021年到期债券的区县数量较多;环主城区中,除璧山区和荣昌区外,其他区县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2021年的到期债券保障能力均较轻;主城区中,两江新区、大渡口区、北碚区和渝中区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对2021年城投企业到期债券的保障能力较轻。值得注意的是,在综合考虑2019年的一般预算公共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后,沙坪坝区、大足区、綦江区(含万盛经开区)、涪陵区和黔江区的地方财政收入仍无法覆盖2021年的到期债券,上述区域城投企业在未来一年的再融资压力较大。

  

  3.重庆市城投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近三年,重庆市城投企业的债务负担整体上升,其中主城区企业债务负担相对较重,生态区企业债务负担相对较轻,同一区域内不同区县之间的分化较大。

  我们用资产负债率和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来衡量城投企业的债务负担情况。从发债企业债务负担的变化趋势来看,重庆市市本级城投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持续下降,债务负担小幅减轻,而主城区、环主城区和生态区城投企业的债务负担小幅加重。区域间横向对比来看,主城区城投企业的债务负担相对较重,生态区相对较轻,同一区域内不同区县之间的分化较大。主城区中,巴南区、沙坪坝区和九龙坡区城投企业的债务负担相对较重;南岸区和渝北区城投企业债务负担快速上升,但由于渝北区样本仅包含一家企业,代表性可能有所欠缺。环主城区中,合川区、江津区、铜梁区和永川区城投企业的债务负担相对较重,长寿区、南川区和大足区城投企业的债务负担上升较快。生态区中,万州区城投企业的债务负担上升较快。

  

  

  近年来,重庆市本级及各区域城投企业整体流动性储备呈现趋紧的态势,短期偿债能力指标有所弱化,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对全部债务覆盖程度普遍较低。2019年,重庆市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前资金缺口有所扩大,主城区的环主城区城投企业经营和投资活动现金流对外部融资依赖最大,债务规模集中的重庆市本级和主城区的沙坪坝区城投企业融资压力较大,其他各区域大部分城投企业净融资额呈分化趋势,需关注面临集中偿付压力和地区融资能力较弱的城投企业再融资情况。

  2017-2019年底,重庆市本级及各区域城投企业整体货币资金/短期债务均值分别为1.40倍、0.77倍和0.75倍,呈持续下降趋势,反映出重庆市本级及各区域城投企业整体流动性储备呈现趋紧的态势。其中,2018年底货币资金/短期债务倍数较2017年底明显下降,主要系短期债务大幅增长的同时货币资金下降较快所致;2019年底货币资金/短期债务倍数较2018年底小幅下降。具体看,2017-2019年底,重庆市本级城投企业货币资金/短期债务均值波动下降,分别为2.42倍、1.30倍和1.75倍;主城区、环主城区和生态区城投企业货币资金/短期债务均值均不断下降,其中2018年底降幅较大,分别为0.63倍、0.67倍和0.72倍,2019年底较2018年底小幅下降,分别为0.61倍、0.60倍和0.60倍。其中,主城区中渝北区和渝中区各只有一家发债城投企业,其货币资金对短期债务的保障倍数相对较高,但2017-2019年底渝北区城投企业货币资金/短期债务倍数大幅下降,而同期渝中区城投企业货币资金/短期债务倍数波动中较快增长;环主城区中除永川区城投企业货币资金/短期债务倍数小幅增长以外,其余区域均呈下降趋势,其中璧山区、合川区、南川区、綦江区和潼南区均降幅明显,环主城区近年来短期偿债压力明显增大;生态区中除武隆区以外,其他区域城投企业货币资金/短期债务倍数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城口县、石柱县、秀山县等区域降幅明显。总体看,近年来重庆大部分区域城投企业货币资金对短期债务的保护力度有所减弱,短期偿债能力弱化。

  城投企业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主要包括业务回款、政府和其它单位往来款等。2017-2019年,重庆市本级及各区域城投企业整体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全部债务均值小幅波动,分别为0.30倍、0.32倍和0.31倍,保持在较低水平,经营活动获取的现金对全部债务保护程度低,债务的偿还对筹资活动的依赖程度高。具体看,2017-2019年,重庆市本级城投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全部债务均值波动增长,分别为0.22倍、0.19倍和0.25倍,主城区城投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全部债务均值有所波动,分别为0.30倍、0.38倍和0.30倍,环主城区城投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全部债务均值波动下降,分别为0.35倍、0.29倍和0.30倍,生态区城投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全部债务均值有所增长,分别为0.28倍、0.32倍和0.32倍。其中,环主城区的潼南区、生态区的丰都县、石柱县和万州区城投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全部债务均值持续增长,主城区的大渡口区、沙坪坝区、渝北区、环主城区的铜梁区、生态区的奉节县、秀山县城投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全部债务均值波动增长(璧山区增幅最大,其余增幅均较小),其余各区域城投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全部债务均值均呈持续或波动下降。总体看,近年来重庆市城投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对全部债务的保护力度整体较弱,大部分区域城投企业长期偿债能力弱化。

  

  

  从重庆市本级及各区域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净现金流状况看,2017-2019年,重庆市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净现金流波动较大,分别为1441.26亿元、496.41亿元和1061.04亿元,其中2018年受集中偿还债务等因素影响,重庆市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净现金流同比大幅下降,其中主城区的沙坪坝区和渝中区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净现金流下降明显,导致主城区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净现金流由正转负,而2019年主城区大部分地区城投企业加大融资力度,除大渡口区筹资活动资金缺口进一步扩大以外,其余地区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净现金流均呈较大规模净流入。环主城区城投企业筹资活动现金流规模最大,主要由于重庆市环主城区基建需求较大,且园区分布较为集中,产业发展需求较大,故各地区培育的平台个数较多、融资体量较大。同期,生态区中除黔江区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净现金流持续净流出以外,其余地区筹资活动现金流整体均呈不同程度净流入。

  

  

  从筹资活动前净现金流来看,2017-2019年,重庆市城投企业整体筹资活动前净现金流呈净流出态势,净流出规模有所波动,存在一定资金缺口。具体看,重庆市本级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前净现金流持续净流出且资金缺口不断扩大,2019年为-263.98亿元,经营和投资活动现金流弱化;主城区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前净现金流波动较大,2018年由负转正,为17.26亿元,其中巴南区和大渡口区城投企业经营和投资活动现金流表现较好,近年来均呈净流入,主城区中北碚区、九龙坡区和渝北区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前净现金流持续净流出且净流出规模较大;环主城区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前净现金流资金缺口最大,2019年为-416.87亿元,环主城区中各区域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前净现金流均呈净流出;生态区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前资金缺口有所缩窄,但大部分区域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前净现金流仍持续净流出。总体看,重庆市城投企业经营和投资活动持续对外部融资存在依赖,近年来除主城区的巴南区和大渡口区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前净现金流持续净流入以外,其余地区均不同程度存在资金缺口需外部融资补足。

  

  

  从筹资活动后净现金流来看,2017-2019年,重庆市城投企业整体筹资活动后净现金流波动中大幅下降,分别为247.72亿元、-273.60亿元和6.17亿元。其中,2018年由于集中偿债压力较大等原因,重庆市本级及各区域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后净现金流均呈净流出,主城区的沙坪坝区和环主城区的合川区资金缺口最大。2019年,重庆市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前净现金流整体由负转正,但主城区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前净现金流仍呈净流出,其中沙坪坝区城投企业资金缺口仍最大。整体看,重庆市城投企业融资压力有所提升。

  

  4.重庆市各区县财政收入对发债城投企业债务的支持保障能力

  重庆市各区县城投企业的有息债务规模数倍于地方政府预算内债务,区域间和区域内部的分化情况非常明显,地方财力对城投企业全部债务的支持保障能力整体偏弱。

  城投企业作为地方基础设施尤其是公益性项目的投融资及建设主体,项目委托方多为地方政府,地方财政收入对城投企业公益性项目的资金平衡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政府外部支持是城投企业债务偿还的重要保障因素。由于地方财政收入需要优先用于偿还纳入财政预算的政府性债务,因此在衡量政府支持能力时需要综合考虑预算内债务的影响。此外,由于城投企业有息债务中兼有公益性项目形成的“隐性债务”和其他,严格意义上地方财政只对前者有支持义务。考虑到“隐性债务”和经营性债务难以通过公开信息准确区分,下文采用样本城投企业全部有息债务作为“隐性债务”的替代变量,在进行区域间横向对比时仍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从重庆市各区县的“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情况看,截至2019年底重庆市城投企业有息债务规模合计约1.26万亿元,除去市级平台约为1.06万亿元。相比之下,截至2019年底各区县的政府预算内债务(不含市本级)合计约0.35万亿元,重庆市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杠杆”水平仍然很高。分区域看,主城区和环主城的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地方债务”规模仍然远高于生态区,同时三大区域内部的分化也十分显著。主城区“外圈”是城投企业债务高度集中的区域,包括北部的两江新区,西部的沙坪坝区、九龙坡区以及东南部的巴南区。对于环主城区而言,城投企业债务则主要集中在“内圈”,即靠近主城区的江津区、长寿区、合川区和涪陵区等区。值得注意的是大足区、南川区和綦江区(含万盛经开区)的经济财政实力偏弱,但城投企业债务规模较高,较周边可比区县的债务压力更大。生态区内,万州区在债务规模上居于首位,此外黔江区和开州区的债务体量也达到了一定规模,接近荣昌区、铜梁区和潼南区等环主城区。

  相较于城投企业有息债务,预算内政府债务的区域分化程度更低。主城区各区县的预算内债务规模整体高于其他区域,城投企业有息债务规模相当于预算内债务的3.06倍,渝北区、九龙坡区和两江新区的债务规模较大。环主城区城投企业有息债务规模相当于预算内债务的3.78倍,地方政府对预算外杠杆的依赖程度较主城区更高,其中璧山区是环主城区中唯一的预算内债务规模大于城投企业有息债务的区县。生态区城投企业有息债务规模仅相当于预算内债务的1.90倍,地方政府通过城投企业加杠杆的能力相对较弱。

  

  从债务负担指标来看,2019年“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GDP”超过100.00%的区县包括沙坪坝区、大渡口区、南川区、黔江区和武隆区,债务负担重,此外长寿区该指标也超过90%。主城区的渝北区和渝中区,以及环主城区的璧山区、铜梁区和荣昌区,地方政府的“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负债率相对较低。从地方政府财力对“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的保障程度来看,由于重庆市各区县综合财力对上级转移性收入的依赖程度较高,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对宽口径地方债务的保障能力普遍很弱。考虑上级转移性收入后,地方综合财力对“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的保障能力仍然偏弱,主城区中“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综合财力”地方债务率超过400%的区域包括沙坪坝区、南岸区、九龙坡区和巴南区;环主城区中,地方综合财力保障能力较弱的区域包括长寿区、南川区、綦江区、涪陵区和江津区;生态区中黔江区和武隆区的政府财力保障程度最低。

  

  

责任编辑:卢珊 RF1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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