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优先”战略下，虽然美国在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都获得了巨大顺差，但美国政府不能容忍中国对美的货物直接贸易顺差，于2018年7月6日率先对中国商品加征进口关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随后美方对华加征关税的商品规模不断扩大，美方日渐显露出全面遏制中国经济的态势。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中美关系已经演变为新兴崛起大国与在位霸权国家的关系模式问题，中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美摩擦的长期性和严峻性。在美国的金融霸权主导下，未来中国要防止美国的金融封锁和金融制裁，并为此练好内功，以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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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视内部隐患

　　国内杠杆率高企，影子银行、地方债、房地产流动性问题，以及巨大的债务危机恐将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

　　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结构性问题，内外需失衡造成经济产能过剩、效率降低，并进一步打压金融市场价格，这种负向循环相互作用、相互强化，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此外，当前国内经济正处三期叠加状态，国内杠杆率高企，影子银行、地方债、房地产流动性问题等内部金融风险难以出清，未来倘若外部环境持续恶化，巨大的债务危机恐将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跨市场传染。

　　一是居民杠杆率过高。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NIFD）发布的《2022年中国杠杆率报告》，2022年居民部门杠杆率维持在61.9％的水平上。与此同时，金融科技公司等还在诱导长尾群体加速消费。金融科技公司主要依赖购物、交易、物流等行为数据，更多依据借款人的消费和还款意愿，缺乏对其还款能力的有效评估，容易造成过度授信，使一些低收入人群和年轻人深陷债务陷阱，此类消费者抗风险能力较弱，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和系统性风险。当未来经济进一步下行时，长尾群体债务问题将进一步暴露，甚至引发社会问题。

　　二是我国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公司治理缺乏制度约束，部门之间相互割裂、相互抵触、牵制乏力现象比较普遍，金融监管又很难触及深层次问题。一些银行内部管理存在股权结构不合理甚至失衡、董事会风险控制职能弱化、监事会监督职能未能尽责等问题。未来中美对抗加剧、实体经济增速下行，中小银行暴露的问题极有可能引发区域性、局部性金融风险。

　　三是中国的金融市场成熟度低、规则机制不够完善，投资者缺乏教育、羊群效应表现得比较明显。信用工具缺少，市场信息特别是衍生品市场信息不透明，不能为投资者带来较为准确的投资讯息，缺乏强有力的管理方式。金融市场价格短期内发生变化之时，很容易导致市场之间资金开始出现替代效应或者短期内同涨同跌现象。

　　如果中美对抗加剧，一旦部分资金通过信息优势加剧国内金融市场恐慌情绪，羊群效应等非理性因素将持续时间更长、破坏效应更强，届时可能引发资产整体下降。我国金融市场也可能出现“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极端条件下可能引发我国大量投资者损失和金融市场的价值危机，或可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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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范外部风险

　　我们更应该警惕的是这轮反全球化中隐藏的“去中国化”动向，即在全球化制度规则中的“去中国化”，将中国排除在国际游戏规则之外。

　　美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国家，在中美双方金融力量的对比上占据显著优势。未来中美竞争背景下，切断我国与美元清算支付体系的联系是美国金融制裁的王牌。

　　此外，还应当警惕这轮由美国发动的反全球化中所隐藏的“去中国化”趋势，在全球化制度规则中逐渐“去中国化”，将中国排除在国际游戏规则之外，隔绝中国与世界经济金融的联系。

　　一是外部宏观经济政策冲击风险。当前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主要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近期美国通货膨胀率高位运行，并曾创40年来通胀纪录，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外溢已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美联储加息又致使全球流动性回流美国，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政策环境使得各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与微观主体行为错位，导致宏观经济和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加剧。

　　在原本通胀高企的状态下，全球能源、资源和粮食价格的上涨以及经济持续下行，很容易合成为全球性滞涨，而作为能源、有色金属、粮食进口大国，中国也可能面临输入性通胀冲击。在全球性滞胀背景下，中国经济也无法独善其身，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金融、政治、社会等内部风险都可能上升。

　　二是货币战风险。人民币的快速升值或贬值都将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影响。美国如果将中国纳入汇率操纵国，通过类似广场协议的机制逼迫中国人民币升值，而我国外贸依存度较高，人民币快速升值将挤压出口企业利润，引发大量小型出口企业破产。汇率升值将短时间吸引短期资金流入国内引发经济过热，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等在内的资产价格急剧提升，商业银行贷款继续大幅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又将加剧国内资产泡沫，一旦未来经济收缩将极其容易引发我国经济危机。

　　2015年-2016年人民币贬值周期就曾有多股国际空头势力试图做空人民币。人民币遭受投机攻击后容易快速贬值，使得外资短时间内集中减持人民币资产，势必引发境内金融市场连锁反应，对房地产资产价格、资本外流、外汇储备乃至整个金融体系都有不利影响，而中美竞争背景下未来人民币频繁遭受国际资金做空将会是常态。

　　三是金融战风险。当前主流评级机构都在美国，美国可以普遍下调中国主权和重点企业信用评级，从而增加企业融资成本和违约风险。在美上市中概股也面临强制退市风险。2020年12月美国国会立法审议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该法要求在美上市外国公司提供上市公司审计底稿。去年8月12日，五大央企宣布从美退市，未来更多央企将退出美国市场。美国还可能会迫使富时罗素、明晟等指数编制公司将中国股票剔除出他们的指标体系，北上资金大幅流出导致股票价格大幅度下跌，继而影响中国金融稳定和发展。

　　随着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也使得金融信息基础设施直面国内外不同形式的网络风险。美国可以对贸易摩擦纠纷较大领域相关的行业、企业、个人（企业高管和科研人员）实施包括限制美元交易、限制投融资、冻结资产、罚款等制裁，将这些企业和个人纳入“特别指定国民”名单。针对特定借口对相关机构个人进行金融制裁既可以实现美国的特定目标，保证对相关机构的威慑力，又能确保制裁措施的可实施性。

　　四是金融全面脱钩风险。截至2022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规模31277亿美元，民间部门对外债权类资产也将近3万亿美元，高于民间部门承担的外债规模。本质上讲，我国为对外净债权国，债权类的资产主要是债券、存贷款等流动性较高的资产。从美国对一些国家采取的资产冻结举措来看，未来中美一旦脱钩，大量在美欧的金融资产将面临巨大风险。

　　更值得我们担心的是，假如中国金融机构被剔除出SWIFT系统和CHIPS清算体系，将极大限制中国的美元交易结算。SWIFT系统由欧盟主导，主要支付结算货币为美元，是欧美共同掌控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董事长长期由美国会员单位担任。信息交换中心分别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和美国纽约，美欧有能力调取SWIFT系统信息。

　　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于1970年由纽约清算协会创立拥有并运行，是全球最大的私营支付结算清算系统。鉴于当前全世界60％的结算货币都是美元，排除在美元清算系统以外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隔离。

　　美国原本是全球化主要受益国，但从特朗普政府执政开始，美国就高呼现行的国际贸易机制严重影响美国利益，并开始针对中国进行包括国际贸易、产业链的调整或脱钩。对美方而言，其应对中国时也会考虑到中国庞大的市场和较为健全的制造业产业链等因素。一旦美国对中国全面封锁，可能会损及美国国内某些利益集团的诉求，政府的举措可能会遭到国内民意的反对。而我们更应该警惕的是这轮反全球化中隐藏的“去中国化”动向，即在全球化制度规则中的“去中国化”，将中国排除在国际游戏规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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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策略

　　中国应苦练内功，未雨绸缪，加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计划、有步骤地减少美元资产占比，尽可能引导两国关系在经贸的范畴内交锋。

　　对中国而言，应充分认清国际金融风险，以及内外风险叠加造成的冲击。

　　一是苦练内功，整体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建立健全金融市场规则与机制，强化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提高源头防范能力。落实金融监管各方责任，完善金融管理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协同机制，持续推动金融风险防范化解。

　　二是未雨绸缪，高度重视被切断SWIFT系统的潜在风险，加快建立人民币计价支付清算系统网络，推动跨境支付清算渠道、投资融资渠道的分散化和多元化。完善数字人民币体系，加快开发基于区块链的法定数字货币。

　　三是加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形成人民币使用网络，扩大“石油人民币”“铁矿石人民币”“碳金融人民币”等机制，提高人民币的国际结算份额。依靠“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进一步加强人民币与进出口联动，形成人民币跨境贷款的借、用、还闭环网络，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进程加速。

　　四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减少美元资产占比，增加非美货币资产占比，增加外汇储备安全性。维护庞大海外金融资产安全，避免出现资产冻结的情况。深度绑定全球金融体系，避免与全球金融体系硬脱钩。

　　（本文为“维护金融安全问题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