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政部标售价值共计570亿美元的三个月期美债日前拍出了5.1％的高标利率，创出美国短债标售利率22年的新高，而三个月期美债的到期日正是市场认为美国联邦政府可能因债务上限而被迫停摆、遭遇债务违约的期间。虽然目前市场预计短期内不会有债务违约，但违约的风险增加已体现在价格中，并且至少再一次将美债上限危机坦露了出来。

　　早在今年1月，美国政府的法定债务上限就触及到了31.4万亿美元，就此，美国财政部启动了非常规机制，包括降低财政部在美联储的一般账户（TAG）余额、减少或者暂停了对联邦雇员退休账户（FERS）中持有的特殊类型国债再投资。

　　通常情况下，TAG的现金余额会保持在5000亿美元左右，目前账户金额为3400亿美元，余粮还算较为充足。另外，FERS中的资金并不能取出，余额的变动也不会让雇员们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受到直接影响，况且债务上限提高后，美财政部可以通过再发债得来的资金将投资补上，因此这项操作也就可以顺利释放出几千亿美元的空间。不过，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终究不可治本，而且也走不远。

　　在美国财长耶伦看来，特别措施能让政府撑到今年6月初，而按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最新估算，若不能及时提高债务上限，美财政部的非常规措施将在今年7月到9月耗尽，若4月的所得税收入不及预期，则存在7月之前耗尽非常规措施与现金的可能性。

　　为了防止政府依仗强势地位胡乱借债，1787年面世的美国宪法就特意将联邦政府发行债券（借债）的权力赋予给了国会，要求联邦政府的任何借债必须征得国会的同意才可实施，即便是老的债券到期，新的借债也须获得国会的许可，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让美国政府从此走上债务扩张之路，国会也由此被拉进与政府就发行债务所展开的讨价还价之中。历史资料显示，由于战争中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国会也没有精力与时间就每一笔开支进行频繁讨论与批准，于是就出台了名为《第二自由债券法案》的文件，准许在联邦政府总债务不高于当时债务总额度的情况下，财政部可以自行发债融资，这就是债务上限的由来。

　　既然划出了上限，就存在着突破的可能，而且伴随着美国政府与国会就债务上限问题所进行的沟通与谈判在近20年来变得愈来愈微妙与艰难，包括耶伦在内，几乎历任财长都在快要用完上一期债务指标后就朝着国会展开了声嘶力竭地呐喊，其中一个一致性的呼声就是如果国会不提高债务上限，美国将无法偿还旧债并出现违约风险。但很有意思的是，尽管财长们忧心忡忡，出现了政府与国会在债务上限上的拉锯战，但迄今为止，人们从来没有看到美国政府违约结果的出现。这倒不是因为美国政府特别讲信誉，而完全是综合客观因素使然。

　　的确，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国会，都完全可以在上调债务上限与死守既定债务上限从而发生违约这两者间选择其一，但相较而言，前者除了使债务包袱越来越大和总量偿债成本上升外，最终所产生的风险要比后者小得多。理性判断，一旦美国政府发生偿债违约风险，除了必然打断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节奏以及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震动外，最为重要的还是美国自身根本无法承受违约形成的巨大代价。

　　国债的发行实际是一种适当透支未来的积极财政政策，这种政策使用的最基本背景就是基于经济更大的增长预期，也就是说用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增量税收实现还本付息，可问题是，按照目前的美债利率，仅利息支出就多达6500亿美元，假若今年不降息，美国政府就可能面临高达1.2万亿美元的付息成本，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以来的15年中，美国经济一直处于低速增长状态，中间还伴有滞涨与衰退，因此经济增长所营造的财政税收偿债能力希望渺茫。

　　与此同时，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统计数据，2023财年美国联邦政府预计财政收入4.64万亿美元，财政支出5.79万亿美元，财政赤字1.15万亿美元，严重的入不敷出意味着美国政府的偿债功能微弱，也意味着财政收入增量的很大部分必须用来维持正常开支，而“亏空”部分只能由发债来弥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选择违约，等于美国政府自断后路与自废武功，最为直接的结果便是财政能力遭遇肢解并陷入瘫痪。

　　更具现实意义的话题是，消费对美国经济的贡献高达80％，而维系消费动能持续的最重要基础就是民众手上有足够的真金白银，为此，美国税法一直鼓励借钱消费，可要让借贷消费成为现实，政府手中必须有可以贷出的信贷资金。为此就需要通过发行国债将流向全球的美元置换回来。看得出，如果发生违约，那些卖出去的美债恐怕不等美国回收就早已成为市场抛弃的敝屣，最终“回血”无果，消费出现“贫血”。当然，美联储可“创造”货币，但增发货币势必让美元与美债贬值，进而加剧市场针对美债的“用脚投票”。因此，在增量货币供给与存量货币置换之间，美国政府更倾向于后者，即通过持续维护美债信用以资成功回收美元，实现对消费的刺激与滋养。

　　与消费动能一样，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也需美债的鼎力支持。2022年美国贸易逆差再创历史新高，且这种趋势已经持续了数年，但需要廓清的是，这里贸易逆差指的是货物贸易赤字，美国在经常账户下的服务贸易则完全处于顺差状态，并且金融与资本账目下美国同样为顺差，而且美国还是全球最大的资本项目顺差国，服务贸易顺差加上资本项目顺差，与货物贸易逆差相比，美国的国际收支其实处在基本平衡的良性状态。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货物贸易逆差等于就是让美国用美元称心如意地买到了全球出口国的廉价商品，服务贸易顺差与资本项目顺差等于就是美国凭借技术与金融比较优势驾轻就熟地完成了美元的回归，而维系这种逆差与顺差并存状态下的国际收支平衡同样使美债不可出现违约。因为如前所指，美债违约直接伤及的是美元信用，美元受损等于美国需要在经常项目中用更多的货币购买原来等量的物品，赤字也会变得越来越难看，同时资本项目下收回的美元也并不是先前支付出去的等价货币，对于这种非常不划算的买卖，不管怎样美国是不可能让其发生的。

　　还须认识到，美国国债面向全球发行，而且其中三分之二为各国中央银行购买持有，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追捧，靠的就是美元强大的信用基础，因此，美债如果违约，形式上看是政府信誉的破产，实际上是美元信用的解体。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美元储备占世界所有国家外汇储备的63.9％，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特别提款权）中的权重稳定在40％以上，同时国际贸易结算中有高达50％以上用美元结算，并且美元在国际借贷中的占比高达60％，全球外汇市场超90％采用美元交易，对美国而言，一旦因主权债违约而削弱甚至粉粹了美元的公信地位，不仅意味着美国面向全球融资的功能尽失，也代表美国控制与遥感全球的绝密武功尽废。

　　综上，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不想看到因国债上限问题而导致违约的惨烈结果，也正因如此，自1940年有记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上限不断获得修改，总计调整次数多达104次，平均每9个月一次。当然，相比于不愿意承受债务上限所引起的经济代价，国会两党尤其是在野党更希望政府关门的场景出现。资料显示，因债务上限的僵局，卡特政府曾经5次关门，里根政府8次被迫关门，克林顿政府遭遇2次关门，奥巴马政府经历了16次关门，而到了特朗普政府，竟然出现了历史上最长时间的政府部门停摆。当然，政府关门也不会影响两党就债务上限的谈判进程，直至最后一刻双方还会以互相妥协收场，而拿到新增指标的财政部也能称心如意地开动债券印刷的机器。